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并未削减固定资本的政府投资。

　　据统计，1974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73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9%，民间投资占52.1%。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固定资本投资比例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比例大体持平。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547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58.1%，民间投资占41.9%。1988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2552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5%，民间投资占52.5%。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私人投资在房地产领域大幅上升。

　　尽管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比如1993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3.8%，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6.2%;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1.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8.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5.6%，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83年为3.3%，1985年为5.1%，1987年为7.5%。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90年为9.4%，1991年为0.3%，1992年为6.4%，1993年为8.1%，1994年为6.1%，1995 年为8%，1996年为7.1%，1997年为8%)。

　　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1980—1987 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1979—1988 年，出口额从23 亿美元增至117 亿美元。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经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构成20世纪80年代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突出现象。

　　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为29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7%，工业品仅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6.9%。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增至13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5.5%，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7.9%。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达到262 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0.8%，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4.9%。

　　新经济政策的后果是经济领域的剧烈波动，贫富分化加剧，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政治影响，是为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通货膨胀率，20世纪80年代初低于40%，1987年上升为70%，1992年达到120.7%。1987年，20%的富人拥有49.9%的收入;1994年，20%的富人拥有54.9%的收入。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土耳其的城市化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

　　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20世纪50年代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数量、居住人口数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城市周边棚户区的逐年扩大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的贫富对立日趋凸显，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坏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以及严重的失业现象，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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