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依旧存在经济增长的空间，这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发达国家并非不想把GDP增长作为目标，但这些国家已经处于或接近“经济增长前沿”，经济增速已经很低、波动也相对不敏感，因而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参考意义变得有限。但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人均GDP水平，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将是“追赶型国家”，在追赶过程中，经济增长依然是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管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仍然基本有效。

　　第二，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在理论上并不矛盾。虽然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严格符合经典的奥肯定律，但大方向并没有发生偏差，即经济如果实现增长，则失业率下降，如果经济下降，则失业率上升。有学者认为，伴随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结构性失业将成为一个重要现象。的确，结构性失业与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结构性失业问题与教育有关，可通过教育改革解决。

　　第三，忽视经济增长有可能使得我国经济陷入“明斯基”时点。当前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使得全社会债务偿付压力较大，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央行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准的宽松态势，2020年全社会累计社融和信贷分别累计新增34.86万亿和19.64万亿元，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全力稳定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的同时，也带来宏观杠杆率的进一步提高。2020年我国新增社融中40%用于偿还利息，预计2021年新增社融中用于偿付利息的占比将达到50%，如果忽视经济增长，债务风险将快速上升，进而引发违约潮，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陷入“明斯基”时点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第四，相对于经济增长指标，中国当前就业指标也存在缺陷。在实际工作当中，判断就业形势不仅需要失业率等就业数量指标，还需要平均工时、薪资增速、兼业比例等就业质量指标。

　　第五，经济增长指标在我国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中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变量。可以说经济增长目标在我国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宏观调控本身，而且已经深刻内嵌到了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国家远景战略和五年规划制定、财政预算和货币金融管理、宏观债务管理与金融风险防范等诸多领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指标。宏观经济管理“失锚”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运行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此，优化政策目标虽然是政府一项重要的任务，但优化目标必须审势度势，在更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政府不宜放弃GDP增速目标。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奔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新起点。今年的经济工作，将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将立足于落实这些要求展开广泛的讨论。

　　“十四五”直接融资比重

　　要“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释放新的经济信号，相信“十四五”擘画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一定能如期实现。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的重点任务之一。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就需要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翰向记者表示：“加快注册制改革，让企业上市更加规范，并加强VC和PE的建设，通过政策引导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从而实现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直接融资比重提升过程中的关键是让资金落到实处。”

　　他认为：“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跟上，在当下应该考虑如何能够形成实体经济企业的价格和信用评估机制。在价格评估机制上，明确如何对轻资产企业进行估值。在信用评估机制上，构建一个体系让中小企业有自己的信用标准。”

　　中国本土企业软权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锡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直接融资将降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贡献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60%以上，但是民营企业依旧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直接融资将带来多条融资通路。直接融资的发展，也将激活技术研发的动力。民营企业的创新不仅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技术积累的重要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