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西部城商行的标杆，成都银行（601838.SH）在2025年迎来资产规模突破1.38万亿元的里程碑，却也陷入“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矛盾漩涡。一边是连续五年稳居“中国银行业成长力50银行”首位的光环，一边是营收首现单季负增长、合规罚单创五年新高的压力；一边是政信业务带来的低不良率“安全垫”，一边是业务结构失衡、资本充足率逼近红线的隐忧。这家深耕成渝经济圈的城商行，正深陷“舒适的被动”难以自拔。

业绩增速“失速”，规模扩张难掩结构性矛盾

2025年三季报数据显示，成都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7.61亿元，同比增长3.01%；归母净利润94.93亿元，同比增长5.03%，看似稳健的业绩背后，增速下滑趋势已持续四年。对比2021年营收26.01%、净利润22.15%的双位数高增长，2025年的增速已滑落至上市城商行中下游水平，更值得警惕的是，2025年第三季度单季营收同比下降2.92%，这是其2018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单季度负增长。

业绩承压的核心源于“息差收窄+非息收入波动”的双重挤压。从息差来看，2020-2025年上半年，成都银行净息差从2.31%降至1.62%，累计收窄69个基点，降幅远超A股上市城商行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负债成本高企——截至2025年上半年，该行计息负债中存款占比76.61%，显著高于上市城商行65.8%的平均水平，且定期存款占比达68%，个人定期存款占比46.06%，存量负债重定价滞后导致成本下降缓慢；另一方面是资产端收益下滑，2020-2025年上半年，贷款平均利率从5.17%降至4.06%，累计下降111个基点，而政务类、基建类贷款占比超60%，这类低利率贷款进一步拉低收益水平。

非息收入的“拖后腿”则加剧了营收压力。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非利息净收入30.36亿元，同比下降16.53%。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7.51亿元，同比下滑32.73%，主要因理财业务手续费减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更是从2024年同期的3.7亿元转为浮亏1.84亿元，投资端亏损暴露资产配置能力短板。尽管2025年三季度末拨备覆盖率仍高达433.08%，较2024年末下降46个百分点，通过“降拨备换利润”的方式暂时稳住净利润，但这一操作也削弱了风险抵御能力，2025年上半年个人购房贷款不良率已升至1.03%，较2020年增长312%。

政信业务依赖成瘾，“舒适圈”暗藏三重风险

成都银行的“舒适圈”，本质是对政信类业务的深度依赖。截至2025年上半年，该行对公贷款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合计占比63.98%，这类以城投平台、基建项目为主的贷款，不良率仅0.1%，远低于全行0.66%的平均水平，成为资产质量的“稳定器”。2024年，该行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信贷投放超3000亿元，近五年累计投放超万亿，依托区域政策红利实现资产规模从2018年上市时的4300亿元增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1.38万亿元，扩张速度领跑中西部城商行。

但这种“靠政府项目冲规模”的模式，正暗藏三重风险。一是利率下行导致的收益萎缩，政务类贷款平均利率较普通对公贷款低150-200个基点，随着LPR持续下调，收益空间进一步压缩；二是资本消耗加速，政信类贷款多为长期大额项目，风险权重较高，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8.77%，较2024年末下降0.29个百分点，仅高于7.5%的监管红线1.27个百分点，若继续保持14.13%的贷款增速（2025年前三季度贷款新增1049.13亿元），资本补充压力将持续加大；三是区域政策依赖风险，随着10万亿化债政策推进，地方政府项目从“大干快上”转向“提质增效”，2025年以来成都银行政信类贷款审批周期延长30%，部分项目放款延迟，规模扩张节奏受限。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依赖已形成“路径锁定”。尽管成都银行自2020年起提出“实体金融下沉”“零售转型”等战略，推出“科创贷”“壮大贷”等产品，2025年三季度末科技创新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6.21%，但零售业务占比仍持续下滑——2020-2025年上半年，个人贷款占比从28.51%降至17.25%，远低于上市城商行35%的平均水平；异地扩张也成效有限，2025年三季度末成都地区营收占比仍达79.01%，区域集中风险未明显缓解。

合规罚单与管理层更迭，转型破局窗口期开启

2025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对成都银行开出798万元罚单，创下其2020年以来罚款金额、涉事机构数量、违规领域范围三项纪录——总行被罚90万元，15家分支行被罚635万元，13名责任人被罚73万元，违规行为涵盖贷款、存款、贴现、票据全核心业务，暴露内控体系漏洞。这一罚单不仅带来财务损失，更可能影响监管评级，进而提高资本工具发行成本、限制新业务准入，对本就资本承压的成都银行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管理层更迭为转型带来不确定性。2025年8月，黄建军接替王晖出任董事长，徐登义此前已接任行长，新班子面临“保规模”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从近期动作看，成都银行正通过资本补充为转型腾挪空间：2025年2月赎回60亿元高息永续债（利率4.8%），8月发行110亿元低息永续债（利率2.28%），11月公告拟发行70亿元二级资本债及100亿元专项金融债；地方国资也通过增持传递信心，2025年8-11月，成都产业资本集团、成都欣天颐投资合计增持3424.7万股，耗资6.11亿元，后续仍有7-14亿元增持计划。

对于成都银行而言，破局的关键在于平衡“短期业绩稳定”与“长期结构优化”。一方面，需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政策支持领域寻找新增长点，2025年其已落地首笔碳减排挂钩贷款、四川省首单科创金融债，这类业务既能享受政策红利，又能提升收益水平；另一方面，需加速零售业务数字化转型，利用公积金、社保发放的客群优势，将8000万存量客户转化为消费贷、财富管理客户，破解“对公独大”的结构难题。

从资产规模看，成都银行已跻身全国城商行第一梯队；但从发展质量看，其仍未摆脱“规模驱动”的传统路径。在利率市场化深化、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舒适圈”的红利正在消退，转型的阵痛难以避免。对新管理层而言，如何打破政信业务依赖、优化收入结构、补充核心资本，将决定成都银行能否从“中西部规模最大城商行”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标杆”。这场转型攻坚战，不仅关乎一家银行的未来，更可为区域性城商行的突围提供参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