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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贵圈知多少

“国家急需30万吨白糖，国际上被封锁得厉害，想请您帮忙想想办法。”

1973年的一个深夜，炸醒了郭鹤年昏昏欲睡的朦胧。

电话那端，没有多余寒暄，每一个字都透着迫在眉睫的焦急，挂掉电话，郭鹤年站在窗前，望着伦敦的夜空，一夜未眠。

他太清楚这通电话背后的重量，那不是一笔普通的生意，而是一个国家在封锁中伸出的求助之手。

01

要说起这场深夜求救，时间线还要拉回到1973年。

当时的世界正处在冷战最激烈的阶段，美国牵头对中国实施全面物资禁运，白糖作为关乎民生的基础物资，早已被列在禁运清单的醒目位置。

但白糖对于中国来说，又是必不可或缺的物资。

美国此举，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掐脖。

迫不得已，中国只好对外求助，可30万吨的白糖，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么大的订单，只要在国际市场上稍有动作，就会被西方情报机构盯上。

而一旦被盯上，不仅糖买不到，甚至郭鹤年一手创办的商业帝国都可能被美西方列入“黑名单”。

要知道，那时他的企业刚在东南亚站稳脚跟，既没有国企的财政兜底，也经不起国际制裁的打击。

出于个人的私心，郭鹤年想要拒绝。

身边的小助理也在劝：

“要不，推了吧？咱们在东南亚的糖厂刚扩建，资金本就紧张，没必要冒这么大风险。”

这话，让郭鹤年不可避免的心动。

但拒绝的话，在他嘴边转了无数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的祖籍在福建福州，他的父亲郭钦鉴即使在外漂泊，日子过得再难，也一直教导他

“我们的根在中国。”

“人不能没有根，更不能忘了本。”

他郭鹤年的儿时的小家里，家里的堂屋始终挂着一份中国地图。

父亲总喜欢一遍遍的摩挲着那张地图，这份言传身教的爱国情怀深深的扎根在郭鹤年的心里，让他无法冷眼旁观。

于是在经过短暂的纠结后，郭鹤年悄悄抵达香港，与代表中国外贸部对接此事的华润集团秘密会面。

昏暗的会议室里，双方快速敲定细节，最终一致决定，由郭鹤年的公司以民间贸易名义，在全球范围内秘密采购30万吨白糖，再通过特殊渠道运往中国。

谁曾想合同价格刚确定，意外就发生了。

不知是命运弄人，还是别的原因，原本的国际糖价突然暴涨，涨幅高达20%到25%。

消息传来，郭鹤年的办公室里炸开了锅。

手下高管急得直跺脚：

“老板，现在解约重签，光差价就能多赚几十亿。”

眼见郭鹤年不为所动，手下的高管又急忙道：

“就算咱们不涨价，但咱们可以留一部分糖自己卖，也能弥补损失啊！”

不怪属下有这样的想法，毕竟钱财利益动人心。

换谁，谁能对几十亿的利润不为所动？

要知道，即使放在现在，几十亿都不是一笔令人见钱眼开的巨额数目，更别提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万元户都稀少的年代。

但是面对这几乎无人能抵抗的诱惑，郭鹤年拒绝了。

他说：“国家缺糖又缺钱，才放下身段找我帮忙。我要是趁火打劫，还算个人吗？国家信任我，我若自己掺一脚，那是对中国不忠！”

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郭鹤年对国家切实的承诺 ，这句话也被载入了华商史册。

更令人动容的是，郭鹤年不仅没有提任何涨价要求，自掏腰包补上了因糖价上涨产生的巨额差价，哪怕自己因此险些破产也在所不惜。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忠义也令人忍不住侧目。

为了筹集到这30万吨的白糖，郭鹤年的做法堪称一场大冒险。

他一边派儿子儿子郭孔演带着团队飞赴巴西、古巴，以“分散采购”的名义，从十几家糖厂悄悄下单，避免引起注意；一边亲自坐镇伦敦，在国际糖业大会上故意放出“郭氏集团将减少采购”的假消息，迷惑西方资本。亲信奔赴巴西、古巴等产糖国，以零散采购的方式避开国际势力的监视。

可即使如此费尽心思的遮掩，还是差点露馅，甚至险象环生。

最惊险的一次，巴西一家糖厂的老板突然变卦，说要把糖卖给加价15%的欧洲买家。

郭孔演急得直掉眼泪，连夜找到对方，拿出郭鹤年写的亲笔信：“中国有十亿人等着这些糖活命，这笔生意，赚的是心安，不是差价。”或许是这份诚意打动了对方，最终对方不仅按原价成交，还主动帮忙联系运输船。

那些日子，郭鹤年几乎没合过眼，每天凌晨都要核对全球各地的采购进度，电话打到嗓子沙哑。

终于，30万吨白糖的采购合同全部敲定，一艘艘货轮载着救命的物资，冲破重重封锁驶向中国。

更让人动容的是，郭鹤年凭借对国际糖市的精准预判，提前购入一批糖期货，在价格峰值抛出后净赚500万美元。

而这500万美元，郭鹤年一分未留全部转交中国，用于建设新中国。

据郭氏集团史料记载，消息传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特意通过外贸部门向他转达谢意。

而郭鹤年却回信说：

“我是中国人，这是我该做的。”

这份谦逊让华润集团对接人员印象深刻。

“不能对中国不忠”的初心，贯穿了郭鹤年的一生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底色。

02

郭鹤年的赤子情怀，爱国之心，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家族的血脉传承。

就像那句歌词里所唱的一样：

“洋装虽然穿洋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1923年，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新山的一个华商家庭，父亲郭钦鉴从福建福州马尾港出发，带着'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的谋生信念在南洋打拼，最终创办了'东升公司'，主营粮油糖贸易。

在郭家的堂屋里，除了始终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外，还有一个“慎终追远”的匾额。

母亲许玉秀虽然是个传统的女子，但却经常年幼的郭鹤年讲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教他写汉字、背唐诗，反复强调：

“我们住的是马来亚的房子，吃的是马来亚的米，但血管里流的是中国的血。”

这种家国情怀的熏陶，让郭鹤年从小就立下'他日若有能力，必报祖国'的誓言。

1948年，25岁的郭鹤年在父亲去世后接手家族生意。

当时的东南亚糖业被西方资本垄断，他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从泰国购入低价原糖，在马来西亚建立炼糖厂，通过'薄利多销'的策略打开市场。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他抓住机遇与当地政府合作，建成东南亚最大的炼糖厂，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垄断了东南亚60%的蔗糖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糖王'。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郭鹤年始终牵挂着祖国。

上世纪60年代，他多次通过香港的亲戚了解中国情况，悄悄向内地捐赠药品和食品。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他在吉隆坡的家中设宴庆祝，激动地对家人说：'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腰杆才硬。'

1973年的白糖事件，对他而言不是一次商业交易，而是兑现多年心愿的契机。

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父亲当年离开中国时，总说'出门在外，不能给祖宗丢脸'。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要是退缩了，就是最大的不孝。

03

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不少外资还在观望，还在评估风险，盘算值不值得，郭鹤年知道后，二话不说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985年，北京计划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国际贸易中心，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但由于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多家外资企业考察后都选择了放弃，要么就是漫天要价，或者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总之，就是看不到任何的合作的诚意。

郭鹤年听说后，主动找到北京市政府，当场承诺：

“这个项目我来投，5亿美元资金我负责筹集。”

这个数字在当时震撼了所有人。

要知道，1985年中国全年的外资引进额才20亿美元，郭鹤年的投资占比就高达四分之一。

有人劝他风险太大，让他三思而后行，他却笑着回应：

“我在银行存着1亿多美元的流动资金，就是等着机会回馈祖国，花再多都值得。”

1990年，北京国贸中心建成，以156米的高度成为当时北京的第一高楼，也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建筑。

如今，国贸中心每年的营业额超过百亿元，为郭鹤年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很少有人知道，项目建设初期，他为了支持中国的外汇储备，主动将租金收取方式从美元改为人民币。

而郭鹤年所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其中最令人敬佩的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他敢为天下先的逆向投资。

当时，受国际局势影响，不少外资企业纷纷从中国撤资，市场上弥漫着悲观情绪郭鹤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撤资，还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

1991年，他在深圳建立嘉里粮油加工厂，推出'金龙鱼'食用油品牌，改变了中国百姓吃散装油的历史。

1994年，香格里拉酒店在北京开业，成为当时中国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面对外界的外媒的不看好，同行的观望，他直言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话语掷地有声。

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有感郭鹤年的所作所为，特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郭鹤年，两人促膝长谈40分钟。

据官方记录，邓小平握着他的手说：

“郭先生，你和我一样，都是给人指路的人。你为海外华商指了一条回国投资的路，我为中国指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路。”

这份评价既是对其商业眼光的认可，更饱含对他爱国担当的肯定。

而得此赞誉的郭鹤年并没有因此猖狂得意，而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值得这份信任。

在这之后，他以及他的家族始终奔走在慈善的第一线。

2008年汶川地震，郭鹤年家族捐出1.3亿元，2017年向北京大学捐赠1.1亿元支持教育，武汉疫情时紧急捐赠3000万元及大批粮油物资，而这些善举均有公开捐赠记录可查。

如今，99岁的郭鹤年已退居幕后，但他缔造的商业帝国仍在继续为中国经济做贡献。

而这位身家超百亿美元的富豪，生活却极其简朴，他不穿名牌，常年住在普通公寓，吃饭只点家常菜。

有人曾问他：'您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是什么？”

他的回答不是金龙鱼，也不是香格里拉，而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他常对子女说：'财富是暂时的，而对祖国的忠诚是永恒的。我们郭家的子孙，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2025年国家大阅兵，郭鹤年的大女儿也受邀来到了现场，看着逐步强大的祖国，这位大小姐内心感慨万千，话里话外洋溢着骄傲。

结语

有人说，商人重利轻义，可郭鹤年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商业传奇，从来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关键时刻的担当。

他不是没有机会赚更多钱，而是在利益面前守住了底线，他不是没有风险意识，而是在危险面前选择了为祖国挺身而出。

那句“不能对中国不忠”，早已超越了商业范畴，成为一份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当下，全球贸易格局复杂多变，“去中国化”的杂音时有出现，再回望郭鹤年的故事，更显珍贵。

他让我们明白，生意可以无国界，但商人的良知有底线；资本可以逐利，但不该忘了根在哪里。

幸运的是如郭鹤年这样的爱国商人、爱国华商，我国还有很多。

他们带着“根在中国”的信念，在海外打拼的同时，始终牵挂着祖国的发展。

这一次的香港捐赠，何尝又不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些爱国企业的担当与大爱，见证了华夏儿女特有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