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北京城名为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是辽朝的陪都，彼时的宣武门一带，是燕京城的南部郊野，草木丛生，人烟稀少，只有一条蜿蜒的小径穿梭于草木之间，成为新文化街最原始的雏形。

金代，北京城改称中都大兴府，宣武门一带逐渐被纳入都城腹地，昔日的郊野小径，也渐渐有了人烟踪迹。时光流转，金代覆灭，元代建立，北京城改称大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之一。此时的新文化街雏形，已被纳入大都南城的街巷体系，成为一条重要街巷。元代的这条街巷，不仅有烟火气息，更有文人雅士的足迹，人文底蕴日渐深厚。当时，大都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聚集了无数文人墨客、学者隐士，他们或在京城为官，或著书立说，或隐居避世，这条街巷，便是许多文人雅士的栖身之所。关于元代这条街巷，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相传，当时街巷内有一位名叫王义的工匠，技艺高超，擅长雕刻，尤其擅长雕刻石狮，他雕刻的石狮，栩栩如生，神态各异，深受百姓喜爱。久而久之，这条街巷便有了“石狮巷”之称。

明代，这条街巷正式被命名为“石驸马大街”。关于“石驸马大街”名字的由来，史料有明确记载。据《明史·公主传》记载，石璟出身名门，为人正直，才华横溢，深受明宣宗的赏识与百姓的敬重。他的府邸规模宏大，屋宇轩敞，廊房幽雅，成为当时南城最具气派的府邸之一。石璟作为明代的驸马，不仅才华横溢，还心怀家国，颇有政绩。为了纪念石璟的功绩，百姓们在街巷旁修建了一座石驸马祠，供奉石璟的牌位。这座石驸马祠，历经岁月沧桑，虽多次修缮，却依旧保存完好，成为石驸马大街历史的重要见证。明代的石驸马大街，人文荟萃，名人辈出，除了驸马石璟，还有许多朝廷官员、文人雅士在此居住，他们的足迹，为这条街巷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

明代的石驸马大街，商业也十分繁华，街巷两侧，商铺林立，种类繁多，有经营丝绸布匹的绸缎庄，有经营珠宝玉器的珠宝店，有经营书籍字画的书肆，有经营餐饮住宿的客栈茶馆，还有经营日用百货的杂货铺，往来的人流络绎不绝，市井的喧嚣，成为这条街巷最鲜活的底色。此外，明代的石驸马大街，还是京城重要的戏曲文化聚集地，街巷内有多家戏园，如“广和楼”“三庆园”等，这些戏园，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常常有著名的戏曲演员前来演出，吸引了大量的百姓前来观看。

清代初期，统治者沿用了明代的都城格局，石驸马大街依旧是南城的重要街巷，名称也依旧沿用“石驸马大街”。新文化街的东段，曾是郑亲王府的所在地。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郑亲王府“殿宇深邃，林泉之美，为诸邸冠”，其花园内有假山、池沼、亭台，堪称京城王府园林的典范。郑亲王府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东临宣武门，西接阜成门，处于内城与外城的交界地带，既便于王府与朝廷的联系，又能享受外城的商业便利。

清代中期，石驸马大街成为当时京城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清代的许多朝廷重臣、文人雅士、富商巨贾，都在此居住，他们的府邸，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成为石驸马大街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清代的石驸马大街，还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发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公车上书”相关的筹备活动。许多举子们，在石驸马大街的客栈内居住，日夜撰写上书的文稿，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整条街巷的百姓，许多百姓也纷纷支持维新派的变法运动，为举子们提供帮助与支持。虽然“公车上书”最终未能成功，但它却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也让石驸马大街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觉醒的重要摇篮之一，这段历史，也成为石驸马大街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清代晚期，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退，列强入侵，京城的经济与文化逐渐衰落，石驸马大街，也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陷入了萧条之中。此时，依旧有一些文人雅士坚守在此，他们潜心治学，著书立说，宣传爱国思想，试图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严复，他曾在石驸马大街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著作，宣传西方的先进思想与科学文化，呼吁国人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901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新式学制。郑亲王府旧址被改建为“八旗高等小学堂”，成为北京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据《北京教育志》记载，八旗高等小学堂在清末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文化名人，其教育模式打破了传统私塾的封闭性，引入了班级授课制、星期休假制等现代学校制度，为北京新式教育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端王府旧址于1902年被清政府设立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师范教育机构，1904年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迁往厂甸，原址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这一系列变迁，也奠定了石驸马大街作为北京新式教育中心之一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石驸马大街，是中国近代思想觉醒的摇篮，也是名人荟萃、教育兴盛的地方，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战场。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北京优级师范学堂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校址仍设在端王府旧址，这是石驸马大街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也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位于石驸马大街附近，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常常在此聚集，围绕《新青年》杂志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当时，石驸马大街上开设了许多新书肆、新茶馆，是青年学生与文人雅士聚集的重要场所，成为当时京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李大钊先生与石驸马大街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不仅曾在石驸马大街居住过一段时间（居所位于今新文化街中段，普通四合院），还于1917年受聘于北京高师，担任图书馆主任兼史学、经济学、法学教授，在此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先生积极发动青年学生参与运动，他在石驸马大街召集青年学生，石驸马大街成为青年学生聚集的重要场所之一。5月3日晚，北京高师、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北京高师的学生队伍从石驸马大街的校门出发，参与示威游行。

鲁迅与石驸马大街的交集，虽短暂却深刻。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居住在当时石驸马大街路北的一座小四合院里（今新文化街北京鲁迅中学内）。就是在这座普通的院落里，鲁迅度过了他北京时期最后一段相对稳定的创作高峰岁月，三间南房是他的书房兼卧室，在这里，他写下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杂文，继续着他“韧性”的战斗；编订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完成了学术上的重要建树；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支持和指导了“未名社”“语丝社”等青年文学团体的活动。

民国时期，石驸马大街一带还见证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发展。1915年，近代教育史上的先驱者——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曾任民国总理，后投身慈善与教育事业），深刻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决心创办一所高水准的女子中学，他在克勤郡王府旧址（部分府邸或临近地产）筹建“北京女子中学”。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女附中”），后来该校发展为北京鲁迅中学。

民国时期的石驸马大街，书肆最为兴盛，有“新文化书社”“开明书店”等多家书肆，这些书肆不仅售卖传统的古籍字画，还售卖大量的新书、报刊、西方著作，成为青年学生与文人学者购买书籍、搜集素材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此外，民国时期的石驸马大街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文化场所，如电影院、剧院、图书馆等，《雷雨》《日出》等宣传爱国思想、新思想的话剧作品深受百姓喜爱，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书籍、报刊、古籍文物，供百姓与青年学生免费阅读，成为当时京城重要的公共文化场所之一。

新文化运动期间，石驸马大街还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变革。1917年，钱玄同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展开“双簧戏”论战，这场论战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钱玄同当时任教于北京高师，其办公室就在石驸马大街的校园内。20世纪20年代，石驸马大街一带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北京高师的学生社团，如“晨光社”“工学会”等，定期出版刊物，举办讲座，演出话剧。1921年，北京高师学生组织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这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出之一，演出地点就在高师的大礼堂。1919年，邓中夏、杨贤江等学生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课余时间到工厂、农村、街头演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讲演团的总部就设在石驸马大街的高师校内。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校名虽改，校址仍在端王府旧址，石驸马大街作为师范教育中心的历史得以延续。首任校长张贻惠继续聘请名师，扩充学科，使学校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这一时期，石驸马大街形成了独特的“师范文化”，使这里成为培养未来教师的摇篮。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北京师范大学随之更名为“北平师范大学”，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其学术地位并未动摇，学校继续在石驸马大街办学。1931年，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合并，规模进一步扩大，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石驸马大街的校园也成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实践场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底北平沦陷，石驸马大街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北平师范大学被日军占领作为兵营，图书设备损失惨重，师生们被迫内迁，先后辗转于西安、汉中等地。沦陷期间，石驸马大街的校园虽被敌人占据，但地下抗日活动从未停止。据《北京文史资料》记载，北平师范大学部分留守人员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传递情报，掩护抗日人员。抗战胜利后，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从外地迁回，收复校园，此时的校园已残破不堪，图书仪器十不存一，师生们自己动手，修复校舍，整理图书，迅速恢复教学。

解放战争期间，石驸马大街再次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地下革命工作者在此秘密开展活动，发动群众，支持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新文化街的保护与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新文化街进行了修缮与改造，修复了被战火损毁的古建筑、民居、商铺，重建了报国寺、李大钊故居等重要历史文化场所，整理了大量的碑刻文物、古籍字画，让新文化街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李大钊故居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与保护，恢复了故居的原貌，建立了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文化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面被铺设成柏油路，安装了路灯、自来水、电话等基础设施。街巷两侧的商铺越来越多，商业越来越繁华，既有传统的商铺，也有新兴的商铺，如百货商店、食品店、服装店等，往来的人流络绎不绝，市井的烟火气息越来越浓厚。20世纪50年代，新文化街一带成为北京文化建设的重点区域。1954年，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此设立，这是为工农干部提供文化补习的学校，学员中有不少战斗英雄、劳动模范。1965年，“石驸马大街”更名“新文化街”，这一改名绝非简单的名称替换，而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命名与文化赋值，用一条街的名字，永久性地铭刻了那个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呼唤个性解放的“新文化”时代。

（下一篇北京胡同时光叙事讲述樱桃斜街的故事，请继续关注。）

来源：北京号

作者: 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