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2025外滩金融峰会迎来了主题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圆桌讨论。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秉文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主席周小川，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局前局长、奥地利央行原行长Robert Holzmann，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Svend E. Hougaard Jensen，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以及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副总裁马欣，受邀共同探讨中国养老体系改革与发展方向。

周小川：强化三支柱协同与制度激励

作为开场发言人，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养老体系虽已形成“三支柱”框架，但在功能匹配、制度激励以及需求多样化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他强调，在完善制度时应兼顾公平与效率，构建更具激励性的机制，使居民在保障基本养老的同时，更积极参与市场化的养老投资。

Robert Holzmann：人口老龄化挑战下的制度重构

Holzmann教授提出，全球养老金体系正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转变，但这一过程要求充足的财政资源与制度条件。否则，改革将陷入两难——既要保障当下退休者的收入，又要为未来储备资金。他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快于欧美，老龄化压力更为集中，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更多考虑“人口学解法”，例如延迟退休、提高劳动参与率等。

他同时提醒，随着老年医疗与住房支出攀升，养老体系的“第四支柱”和“第五支柱”——即健康、住房及社会服务保障——同样亟需纳入政策考量。

蔡昉：AI时代的养老制度革新

蔡昉院士从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指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了超过一半的领取人群，但其政策关注度仍不足。他强调，第一支柱应“一柱擎天”，否则第二、第三支柱将无从谈起。

他进一步提出，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将重塑就业形态，也将为养老体系带来“革命性机遇”。蔡昉通过测算指出，尽管未来抚养比上升，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尤其受AI推动）将抵消其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探索基于“未来生产率红利”的制度设计：建立无条件、普惠型的社会养老金；职工养老保险应坚持现收现付制，放弃过度积累；通过“助推机制”（nudging）推动第二、第三支柱发展，实现个人的自动参与与长期积累。

Jensen：北欧经验的启示与警示

Jensen教授以丹麦等北欧国家的经验为例指出，通过“长寿自动调整机制”与“强制性缴费”的第二支柱制度，北欧国家实现了养老金体系的稳健与财政平衡。丹麦每五年自动提高退休年龄一年，到2050年退休年龄将提高至72岁。

他认为，中国可借鉴北欧经验，在建立强制性缴费机制与税收激励政策方面发力。然而，他也提醒，单纯依据平均寿命延迟退休，忽视社会群体间的寿命差异，可能加剧不平等。“未来的改革应允许体力劳动者或健康状况较差群体提前退休，以实现制度的包容性”。

马欣：市场的支撑与保险业的担当

作为唯一来自金融机构的嘉宾，太保集团副总裁马欣从实践角度提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养老保障体系中应形成互补：政府承担普惠、公平与兜底功能；市场以多元化、创新化的养老金融产品满足差异化需求；社会通过互助与志愿服务提供柔性补充。

她建议，第二支柱应通过“自动加入”机制和灵活缴费政策扩面，第三支柱则应强化专业化运营与产品创新。马欣还介绍了太保在养老服务体系的布局：推出匹配长寿风险的新型年金计划、开发可选现金与服务给付的商业长护险、建设全国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并探索“保险+医疗+康复”的生态整合。

“保险业的独特优势在于三点：风险保障能力、长期稳健的投资能力、多元服务的整合能力。”她说。

圆桌最后，郑秉文总结道，本场讨论兼具“高效”“建设性”和“成果性”三大特点。嘉宾们从人口结构、制度激励、国际经验到市场实践，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政策操作性的建议。随着中国养老体系改革持续推进，“政府兜底、市场助力、社会协同”的多层次保障格局，正逐步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