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资本市场那些事儿）

如何理解一个发达经济体从高速增长走向长期停滞的过程？在制度转型与技术革命交汇的历史节点上，哪些结构性因素会成为发展的关键变量？

一海之隔的日本，曾经历过战后高速增长的辉煌，也曾遭遇“失去的三十年”的长期停滞，其许多经验及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特殊的警示性。围绕日本战后经济的制度逻辑与数字化转型困境，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其最新著作《镜鉴日本》中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

近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有为与有效》作者周国辉先生为本书撰写了书评。他结合个人亲历与宏观观察，对书中核心观点作出了深刻的延展与回应。以下是周国辉先生的书评全文。

1992年，日本如日中天。

2015年，日本颓势已显。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我曾四次东渡扶桑，亲眼见证一个经济体从巅峰自信走向增长迟滞的过程。

读野口悠纪雄的《镜鉴日本》，那些场景不断浮现：家庭的富足、社会的繁荣、政策的自信，以及后来的迟疑与徘徊。

日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泡沫破裂或货币政策失误，而是一次未能完成的结构转型。

见证日本从高峰滑落的三次东渡

对于日本，我是在电影《望乡》等文艺作品中知道一些他们过去的艰辛岁月，后来在邓小平访日坐新干线的新闻中认识其崛起和腾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4次东渡扶桑考察交流，差不多就是日本经济从顶峰滑向“失去”的三十年，所以对该书的论述有一些浮光掠影又真实真切的体验。

第一次是1992年率沪杭青年代表团访问千叶县，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了一个多星期，实际感受了日本家庭的富裕和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备，甚是震撼。这大概就是日本如日中天之时，从中也隐约感受了日本人内心号称“世界第一”的架势和施舍味道；第二次是1997年随省人大代表团访问静冈县，此时日本已过了“黄金时代”的下坡拐点，但社会上仍是一派莺歌燕舞；第三、第四次是2012年和2015年，从当时日本市场和人的心理上看，颓势已显，其间同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人作过直接交流，有一种感觉，日本对世界发展格局特别是中国的情况似乎不甚明了。这是不是也印证了书里有关日本当局和朝野国际化视野不足的批评？2000年我在美国洛杉矶进修学习4个月，一方面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当时现状反差而震惊和紧迫，另一方面看到日产汽车四处奔驰，与作者留学美国的境遇和心境感同身受。也是在那次学习中，我强烈感受到信息和网络技术牵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扑面而来，这是让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繁荣的巨大引擎。

《镜鉴日本》一书，是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对其核心理论“1940年体制论”的又一次深化与拓展，既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批判性分析，又在视角上更为聚焦“借鉴与警醒”。该书的翻译出版，意在为中国提供一面可供对照的“镜子”。

《镜鉴日本》全书横跨了差不多九十年的日本发展历史，而且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视角，读来（特别是前几个章节）如同听亲历者讲故事，比较真切。读这本书，能让人浮现出个人亲身经历的各种场景，并生发出一些真切感很强的读后体会。这是这本书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

从“1940年体制”到“数字失败”

这本书的核心理论观点是从“1940年体制”到“数字失败”。“1940年体制论”是野口悠纪雄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在本书中依然是逻辑主线。作者讲到了“广场协议”，但只把它作为一个外部因素，而没有归为关键原因，而诉诸于更关键的内在原因。这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认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和“失去的三十年”的根源，都源自二战时期形成的同一套国家主导、金融管制、终身雇佣等为核心的体制。这套体制在追赶阶段是高效的，但面对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却成为阻碍转型的僵化结构。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同时，本书又有对日本经济停滞的新诊断，认定是“数字失败”。这一点上作者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明确指出日本经济停滞的深层根源，是在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与信息技术革命两大浪潮下的“数字失败”。说得通俗一点，日本一直津津乐道于其精益制造的经验，这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世界潮流变了，日本却未能成功从垂直整合的制造业模式转向信息经济，在直面后来赶超的“中国制造”时，仍然企图在原有赛道上通过降低制造成本而赢得竞争，最后被时代抛在身后。这是该书的核心观点。

本书还坚持了对政策实践的持续批判，特别是对以“异次元货币超宽松政策”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的批判，再三告诫要警惕政策路径依赖，用大量的发展数据坐标和国际竞争力排行榜，提示依赖日元贬值刺激出口的后果是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

该书与以往的著作一样，不仅分析宏观数据，也深刻描绘了经济大潮下普通人的命运浮沉，使历史叙述更具温度与警示意义。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战后重建和倍速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并在前后50年间保持了这样的水平。然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际地位持续下滑，作者担心未来极有可能在OECD中彻底失去发达国家身份。

作者也并非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他引用T. S. 艾略特《小吉丁》诗里的话对读者说：“我们所谓的开端，往往正是终点，而终点的完成，亦是开端的建立。”他希望社会“继续开启新的探索之旅”，警示和劝诫之意溢于言表。

镜鉴之思：对中国发展的三重提醒

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此书，其用意一目了然，即以日本为镜，借鉴与警醒当今的中国，故名“镜鉴日本”。

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概而言之有三。

一是任何时候都要善观世界大势，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于谋一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并深度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逐步领跑，实现了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奇迹。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和中国的赶超崛起是近半个世纪世界发展格局最大的变量，日本朝野对此似乎无视至少是轻视了，这个教训十分深刻，值得记取。

二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和谦逊。特别是在发展高歌猛进之时，必须清醒、理性，有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防止成功之余的“路径依赖”，永远保持改革开放的勇气和朝气。胜不骄、败不馁，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具有真理性。

三是任何时候都坚持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融合。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与市场只是经济发展的两种治理模式，或者叫手段，各有千秋。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保持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平衡协调乃至有机结合，这不只是中国，而是所有国家和政府必须驾驶的平衡术。

从书中分析的日本经验与教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结构转型上，体制具有“双刃剑”效应。强力高效的追赶体制可能在创新阶段成为束缚。日本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其“1940年体制”（包括行政指导、护送船团式金融、产业保护、终身雇佣制等）未能适应从“追赶”到“引领”的模式转变。我们需要评估现有发展模式在推动前沿创新和适应快速技术迭代方面的有效性，平衡好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之间的关系。科技创新上的新型举国体制要与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相契合，又要免补市场失灵，但要适度、有效。

在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上，本书详细复盘了日本资产价格膨胀、破裂及后续政策应对的过程，并对长期超常规货币宽松的负面效果提出了警告。我们在管理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等风险时，需要权衡短期刺激与中长期金融体系健康的关系。

在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上，日本制造业曾因垂直整合而强大，但在全球水平分工时代却显得笨重僵化，错失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这是固守“垂直整合”的代价。我们在巩固制造业优势的同时，需要大力破除阻碍数据要素流通、新兴技术应用的体制机制障碍，避免因成功而固化路径。

在社会与人口挑战上，日本在深度老龄化社会陷入低增长，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核心警示是如何破解未富先老与生产率瓶颈。我们应当科学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关键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为普通人提供应对经济下行期的实用思维工具。

总之，野口悠纪雄通过《镜鉴日本》，提供了一面多维度的“镜子”，将他数十年的思考聚焦于“对照与警醒”。这面“镜子”映照出的，不仅是一个经济体从高峰到长期停滞的历程，更是一个社会在转型阵痛中的具体抉择与代价。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日本在技术革命拐点上的犹豫与失误、宏观政策在应对危机时可能产生的长期依赖，以及国家主导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性边界。这些是超越具体国别、最具普遍反思的价值课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来源：中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