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贝斯特之所以创作《增长如何发生》，是因为他认为标准经济学和决策机构没有认识到增长是如何发生的。贝斯特是马萨诸塞大学教授，他通过一系列企业、地区及国家层面的案例研究，提出“能力与创新”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生产体系的转型过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之一。而要了解成功的增长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一个专注于生产、治理和技能的经济框架。贝斯特对近两百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回溯，并提出了生产体系、企业模式和技能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要素，对于我们理解产业创新、技术变革、全球化具有参考的意义。

■ 以生产为中心的新范式

《增长如何发生》代表了贝斯特对生产世界探索之旅的延续。这个探索之旅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从边际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到福利经济学，从约瑟夫·熊彼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到保罗·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他通过每部经典文本中隐含的企业理论来审视市场概念，开启了从理论视角探索生产系统的征程。我们之所以注意到这本书，是因为其中的“收益递增”的问题也是布莱恩·阿瑟“收益递增经济学”的问题。

贝斯特提出了一个生产结构与经济治理的分析框架，认为区域与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源于社会建构的生产结构优势，这些优势支撑了网络化的商业企业群体的成功。他将其归纳为“能力三要素”。贝斯特的这一范式以生产和企业组织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它汲取了查尔斯·巴贝奇的制造体系与技术创新框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内外部空间经济理论、阿林·杨格的创新扩散动力学、伊迪丝·彭罗斯的价值创造过程与扩张的内部经济、乔治·理查森的扩张的网络经济、简·雅各布斯的城市创新过程，以及摩西·阿布拉莫维茨的社会能力与技术演进理论。

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现实世界转型经验的研究，运用系统观察而非先验推理来发现经济学原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需要在三个领域进行协调一致的组织变革：生产体系、企业模式和技能形成。这三个领域并不是可以分离并叠加的增长要素，而是单一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的子系统。“能力三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能力都不能独立于所有三个要素的相互调整过程来促进经济增长。“能力三要素”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克服危机并实现稳健增长，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的人如何对危机和挑战做出反应或不做出反应。

1939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团拥有2,500架飞机。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要求三年内增加5万架飞机。18个月后，新成立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仍只有3,304架战斗机。在四年时间内，美国的飞机总产量却达到10万架。美国的生产奇迹并不仅限于飞机。从1935~1939年至1944年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140倍，而德国同期仅增长了7倍。同时，美国的国民产出几乎翻了一番。在同一时期，美国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供应减少了近1,200万人，因为人都被吸引到军队中去了。

贝斯特指出，这段历程的有趣之处在于，美国通过制定和实施一项发展政策成功的改变了国家的产业结构，使产出在五年内翻了两番。新的产业被建立起来，其他产业则根据更先进的生产和组织原则进行了重组。在这个时期，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研发投资，研发与企业内部的生产工程相结合，开发出了新的生产结构并扩大了新的生产流程。企业内外创新过程的扩散共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对生产能力和企业组织政策的关注，将我们带入了主流经济学政策制定的未知领域。这使贝斯特超越了标准范式，建立了一种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生产、企业和治理被系统性地关联在一起。

企业并不会孤立地发展和开展业务。企业集群嵌入一个区域产业生产系统，该系统推动了该地区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金融资源的不断重组，驱动了包括单个企业在内的企业集群的快速成长。区域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查尔斯·达尔文“物种工厂”理论中的一小块研究领域形成跨学科呼应——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多元产业通过共生演化实现新兴部门的涌现、协同进化与规模化扩张、最终呈现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的共性规律。

■ 对生产世界探索之旅

在经济学中，既有以市场为中心的标准范式，也有以生产为中心的替代性范式。值得称赞的是，在亚当·斯密的视野中，经济发展并不受当前标准范式中规模收益不变、技术不变和市场普遍性假设的限制。

标准的生产模型或坚持规模收益递减，或坚持规模收益不变。对于收益递减的假设，人们提出了许多在技术上具有创造性的正当理由和变通办法，但以市场为中心范式的内核始终否认收益递增，这与现实世界的证据相冲突。尽管标准视角和替代性视角都始于亚当·斯密，但大卫·李嘉图与其产生了分歧。李嘉图引入生产收益递减理论，构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为如何构建一个简单、永恒、封闭和优雅的经济生产理论模型树立了典范。但是，李嘉图对贸易的解释几乎都是在强调比较优势，而非收益递增。尽管收益的来源已经从土地转向资本，再转向管理，但将收益递增纳入形式模型的难度自李嘉图以来就以众所周知。事实上，收益递增的来源是多重且复杂的。

查尔斯·巴贝奇是将创新与技术变革置于中心地位的替代性范式的先驱。他超越了亚当·斯密曾进行夸张描述的制针厂，深入到当时最具技术创新性的企业内部。他从对现实世界的系统观察中获得知识，为以生产和企业组织基本原则特征的新型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巴贝奇处理复杂性的方式是通过系统观察来刻画基本的变化原理。他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在大多数科学学科中继续蓬勃发展。但遗憾的是，在经济学中，尤其是关于生产、企业组织和技术的研究中，这种研究视角却很少见。

对此，约瑟夫·熊彼特称赞巴贝奇是一位值得关注的经济学家。巴贝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实验与推理、制造业成功与科学进步、工作技能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将简单而可靠的经济理论与关于工业技术及相关业务流程的详尽一手知识结合在一起。他用创新驱动的规模收益递增规律替代了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将巴贝奇的思想拓展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理论。马歇尔超越了他杰出的前辈斯密、巴贝奇和达尔文，创造性地对巴贝奇的收益递增概念进行了扩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产业组织的经济理论，明确地将收益递增与组织变革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他在提到斯密和达尔文的一个段落中，首创性地提示需要关注工业组织与生物界之间许多极其相似的地方。

马歇尔将生产规模扩大所产生的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工业总体发展的经济，一类是依赖这个工业中的企业个体及其管理效率的经济，也就是分为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马歇尔指出，外部经济是相互关联、相互帮助的各工业部门增长的结果。在将组织和企业间动态这两个变量纳入后，马歇尔的收益递增规律引入了累积性收益递增的增长动态。

阿林·杨格发展并完善了马歇尔的观点。他在1928年发表的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概述了一种累积性的创新动力，涉及追求独特能力的单个企业与企业之间日益差异化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制度经济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创立了“累积因果”这个术语。但正是通过杨格对收益递增的刻画，“累积因果”这一概念才具有了非线性正反馈的现代系统理论内涵。

伊迪丝·彭罗斯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这本著作从驱动创新过程的迭代性技术能力和市场机会学习动态的角度，对扩张的内部经济进行了描述。彭罗斯识别了企业内部价值与知识创造的源泉，她所开创的能力发展范式巩固并补充了以工程为中心的生产原则与巴贝奇所概述的制造体系框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乔治·理查森关于企业间专业化与差异化动态的理论，将彭罗斯的内部能力发展过程扩展到相互调整的企业网络群体。现实世界中具有开放系统的“专注与网络”企业模式的案例已被证明具有创新性和全球竞争力，包括大波士顿地区、“第三意大利”和德国中小企业，使得产品和技术创新不再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的那些企业所独有的。

简·雅各布斯于1969年出版了《城市经济》。但直到她的著作被罗伯特·卢卡斯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所引用，她才获得经济学界的认可。卢卡斯认为，这本杰出的著作主要且令人信服地关注人力资本的外部影响。

雅各布斯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城市为何发展？为什么今天的大城市经历了一个爆炸式增长的时期？为什么有些城市长期持续增长，而有些城市却走向衰落？雅各布斯对城市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她特别关注那些快速增长的案例，以发现最明显、最复杂的互动模式。她将城市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为城市本身、周边地区以及其他城市提供市场、就业、资本和技术。

雅各布斯赞美由新商品和新服务增长速度所体现的城市发展动力。城市的持续发展既是技能差异化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新产品开发和部门演变的试验过程。用她的话说就是，通过引入更多的活动，产生了更多需要进行分工的工作，使得现有的劳动分工倍增为更多的劳动分工。“引入更多的活动”被描述为新“工作”的产生，这种工作与多重试错结合在一起，将新旧劳动分工连接在一起。技能差异化的不断提高为创新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机会。

尽管雅各布斯和彭罗斯都将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扩展到持续进行的差异化过程，但彭罗斯的能力发展理论证实了创业型企业的活动驱动创新过程的理论。在新兴的替代性范式中，雅各布斯之于城市，正如彭罗斯之于企业，以及巴贝奇之于生产。三位理论家都提供了一个独特且强大的概念框架，揭示了经济生活中一个本背遮蔽的领域，标准范式对这一领域的忽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理论家共同揭示了创新动力、技术变革和增长过程所给予的互动联系。

德国是欧洲最成功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德国的企业体系既不符合传统的理论模型，也不符合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德国的中小企业包含众多中小型主要由家庭所有的商业企业。这种企业模式早在19世纪德国统一之前就已存在，并历经20世纪德国的政治变革而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德国超过300万家中小企业共同雇佣了70%以上的工人，并贡献了该国大约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然而，重点并不在中小企业的数量，而在于它们所做的事情。这些企业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使其不仅能够生产与众不同、设计精良的产品，而且能够进行新产品开发、技术管理和持续创新。这些组织能力使企业能够参照熊彼特式竞争，实施针对优质产品、流程、技术和组织的战略。对于创业型企业的这些组织要求，使企业能够创造价值、提高生产力、支持高薪工作，企业、区域及国家的竞争优势有赖于此。整个德国的宏观和金融政策制定模式就是以生产为中心的。

■ 生产能力决定结构性优势

人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将收益递增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的问题，但其主要障碍在于，收益递增对完全竞争假设造成了威胁。约翰·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在书中对什么是利害攸关的问题做了经典表述：“必须承认，普遍放弃完全竞争假设……必然会对经济理论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在垄断条件下，稳定条件变得无法确定；构建经济规律的基础因此被彻底瓦解……面临崩塌危险的是大部分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为什么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中的所谓收益递增革命没有出现得更早一些？我们被告知，进步之所以没有更早到来，是因为“我们手头并没有合适的工具，所以一直未对这片土地进行开垦”。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暂时性的无知演进——当我们坚持朝某些方向观察时，反而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可能是进步的代价，是我们在试图理解世界复杂性时必然经历的阶段。”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条不同的路径，将我们带入一个收益递增的动态和静态世界。以生产为中心的替代性方法使我们能够刻画生产和组织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曾在历史上改变了全球竞争的动态。这些原则包括互换性、多产品流程、产品开发流程和系统集成，它们将不同阶段区分开来，包括美国的制造业体系、福特同步化的大规模生产、丰田生产方式、佳能生产方式、硅谷和大波士顿地区的区域创新体系。每一个阶段都是生产能力演进中的一个独特步骤，正是这种生产能力决定了区域和国家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结构性优势。

企业组织的本质在于创新精神的落地生根，是集体智慧不断沉淀、迭代的生态系统，这种知识能量的持续积累就是价值诞生的源头。创业型企业以实现内部扩张经济为组织目标，并在跨企业群体的外部扩张经济互动中发挥枢纽作用。成功的企业和地区试图基于独特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结构建立竞争优势，而这些生产能力和生产结构是无法被购买或轻易模仿的。然而，每个企业也都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性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经济治理体系的战略方向下进行经营的，而且企业的成功有赖于此。

贝斯特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产业生态系统方法，用于探究创新、机会创造核心部门的产生，这种方法借鉴了系统性思维和进化论隐喻。达尔文认为一些栖息地充当了“物种制造工厂”，产业生产系统概念是一种经济学类比，适用于高科技部门的产生与发展。

达尔文认为，在自然经济中不变的倾向是物种特征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在物种“竞争最激烈”的任何“小块区域”中最为明显。在贝斯特隐喻性的达尔文式经济中，竞争并未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围绕成本展开。相反，竞争指的是异质性的企业与部门之间的技术竞争。达尔文引用了关于技术变革的一种历史解读，做为自然历史学家卓有成效地使用进化论方法的例证。

在自然界中，性和随机突变是基因变异的来源。在大波士顿地区的高科技企业集群中，技术主导型企业的实验为不断增强的技术差异化、产业创新和部门增长动力提供了直接的源泉。当一家企业实现了差异化并充分利用了某个机会时，它也为其他企业创造了机会，并促使它们采取行动，而当这些企业自身实现差异化时，它们也将创造的机会过程传递给了其他企业。

在技术不确定和快速变化的条件下，所有企业都在寻求建立一种独特的技术能力。它们都具有创新性，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独立于生产经营的实验室，而是因为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把设计和实验作为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开放系统企业模式的核心是竞争性的“专注与网络”的战略，其中单一企业聚焦核心能力，并通过网络形成相互补充的能力。约翰·凯在《企业的成功基础》中认为的“独特能力”是企业特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对手即使识别其价值也无法模仿。

《增长如何发生》表明经济增长发展和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并不取决于“神明的干预”。贝斯特所考察的案例并不是异常的经济恩惠所造就的奇迹，也不是极其巧妙地运用宏观金融政策工具的结果。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这些案例，该框架重点关注三个核心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生产体系、企业模式和技能形成。